时间: 2024-10-17 02:14:36 | 作者: 包装纸管
湖北高景律师事务所_综合性律师事务所_专业代理刑事民商仲裁等案件成立于2010年6月3日，是一家综合性的律师事务所。自成立以来，事务所一直秉承着“以专业的知识、丰富的执业经验、优良 ...【查看更多】
指纹破案玉米地里有一辆出租车，车右后侧门有很多血。。。。。。第一节：案发从侦查机关的办案说明，看案发过程：200+年9月8日14时13分，刘xx打110报警：当日下午1点30分左右，在xx村东北侧一条南北生产路上，发现一辆红色四轮助力车，车右后侧车门有很多鲜血。第二节：勘查取证据现场勘查笔录，看现场及相关证据提取：现场位于xx村东侧600m处玉米地内一南北生产道上，道宽352cm,碎砖沙石路面，道中部距xx村620m处，头北尾南停放一红色四轮助残代步车，危险报警灯开，无牌照，车长325cm，宽125cm，高155cm。车右侧边缘距生产道路东侧边缘131cm，车左侧边缘距生产道路西侧边缘131cm。该车四扇车门皆呈关闭状态，驾驶座门车窗玻璃呈半开状态，其上边沿距上侧窗框23cm，副驾驶车窗呈半开状态，窗玻璃上边缘距上侧窗框16cm，后侧两车门车窗玻璃呈关闭状态。在车内有一具头东南、脚西北仰卧的男尸，尸体头部位于右后车座上，双脚置于驾驶座上，颈部有伤，右侧脸颊有血迹，上身穿黑色夹克，夹克左右胸口内侧各有一口袋，其中，右侧口袋敞开，左侧口袋外翻。内着蓝色衬衣，衬衣右领口有血迹。下身穿蓝色西裤，双脚穿黑色皮凉鞋。尸体头顶部顶右后车座靠背东侧边缘，右臂屈曲，肘部顶右后车门框前侧边缘，右手手指屈曲。左小臂向上曲起，左手握夹克左侧边缘。右腿向上屈膝，右脚放于驾驶座上，脚掌朝下。左腿平放，左脚位于驾驶座左侧边缘。驾驶座靠背向南倾斜160度，驾驶座上有一坐垫，坐垫卷起。在坐垫下侧距驾驶座右侧边缘15cm，前侧边缘9cm处有一只右手女式手套（拍照后提取）。在手套南侧12cm处，有一不规则状黑色塑料壳。该车方向盘中部塑料壳缺失。在驾驶座与副驾驶座之间有一变速杆，变速杆中部东南侧面粘有泥土。副驾驶座靠背向北倾斜30度，副驾驶座上有一坐垫，坐垫西北角向内折起，在副驾驶座靠背南侧面上，距东侧边缘5cm，上侧边缘18cm处有一面积为9x4cm擦拭状血迹（拍照后棉签蘸取）。在副驾驶座后侧脚踏垫子上有一刀鞘（拍照后原物提取），刀鞘为棕黄色，长13、5cm，刀鞘上贴有一圆形标志，标志上写有“。。。。。。”字样。在副驾驶座前侧有一工具箱，工具箱门呈关闭状态，箱内放有车钥匙、手电及出租车发票等物。在副驾驶座车门内侧距车门上侧边缘45cm，南侧边缘51cm处，有一面积为12x10cm擦拭状血迹（拍照后棉签蘸取），在距车门上侧边缘67cm，南侧边缘13cm处，有一0、9x0、5cm血滴（拍照后棉签蘸取）。车内右后座上有一坐垫，坐垫上有一面积为67x55cm血迹，在右后座靠背上，距靠背东侧边缘9、8cm，上侧边缘3cm处，有一面积为14、2x5、8cm血迹（拍照后原物剪取），距靠背东侧边缘62cm，上侧边缘4cm处，有一面积40x11、9cm滴落状血迹（拍照后原物剪取）。在右后侧车门内侧距下侧边缘27cm，南侧边缘28cm处，有一12x11、6cm擦拭状血迹（拍照后棉签蘸取）。在右后门外侧门把手上侧，距车上侧边缘82cm，距右后侧车门南侧边缘42cm处，有指印一枚（磁性粉刷显后拍照提取）。沿碎砖石路距该车120cm处，有一向东的生产道，在该生产道上有两种不同鞋底花纹形成的成趟足迹，脚尖方向朝东，其中，一种鞋印长26、2cm，掌宽9、4cm，跟宽8、2cm（石膏制模提取左右鞋印各一枚），另一鞋长27cm，掌宽8、6cm，跟款6、1cm（石膏制模提取鞋印一枚）。该趟足迹沿生产路向东延伸90cm后，向南进入玉米地内315米处，发现一件白底紫线条衬衣（拍照后原物提取），衬衣上侧两衣扣开。在衬衣右前胸处有一面积11x12cm的血迹，衬衣右袖口折起两层，袖口上有一面积13x11、7cm的血迹。在衬衣南侧51cm处，有一迷彩服（拍照后原物提取），迷彩服拉链开，在迷彩服右胸口处有一面积8x7、5cm的血迹，迷彩服袖口处有一面积8x7、7cm的血迹。在迷彩服西侧46cm处，有一块带有淡红色斑迹的湿巾（拍照后原物提取），在卫生纸南侧24cm处，有一印有“天堂莲”字样湿巾包装袋（拍照后原物提取），在湿巾包装袋开口内侧黏面上有指印一枚（紫外照相提取）。从此处向南8m处，有一东西向生产道，生产道上有成趟与上述鞋印相同种类的鞋印，该趟鞋印向东延伸30m处后，向南进入一南北向生产道，在生产道西侧路边上，南距东西向生产道20m处，有一金属夹（拍照后原物提取）。现场勘查未见其他异常。一个现场勘查笔录，可让人们看出侦查人员态度之认真，工作之细致。如此，才给案件的侦破，打下了良好的基础，确定了正确的侦破方向。1987年至1994年，在我从事公安工作期间，参与过类似的工作。1994年，专门干刑事辩护业务以来，每当我遇到类似的案件，每当我见到现场勘查笔录，每当我投入的、详细的阅读现场勘查笔录，每当我借用现场勘查笔录还原犯罪现场、再现犯罪过程的时候，对侦查人员、对现场勘验人员、对他们细致的工作作风，从内心深处滋生敬意。【刑辩律师王同生警言：负责任的侦查人员，很值得尊敬。】一个好的现场勘查笔录，不仅能为案件侦破提供条件，有的，也能够为侦查人员、公诉人员、审判人员、辩护人员提供原始的、可信的证据，防止错案。本人就遇到这一种的一个案子，后面将会提到。现场勘查中，提取了以下痕迹、物证：女式手套一只、刀鞘一个、血迹六份、指印两枚、鞋印三枚、白色衬衣一件、迷彩服一件、卫生纸一团、湿巾一块、湿巾袋一包、金属夹一个。特别是右后门上的指印，为案件的侦破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。第三节：抓获嫌疑犯从侦查机关的“抓获经过”看嫌疑犯的发现及抓获：。。。。。。经现场勘查，从现场红色助残代步车上提取一枚指纹，经“网上比对”，系“有前科人员”张辉（作者注：张辉的户籍所在地不属于案发地所在的地市，也就是说，本案系外地人作案）的指纹。确定了嫌疑人后，侦查部门经“上公安网查询旅馆业住宿登记”，案发前，确实到过本地，并在某旅馆住过。后经进一步侦查，将其抓获。张辉供认了整个作案过程，交代了其同伙系一女性网友，但，只知网名，不知其实际身份。侦查机关“利用技术侦查手段”，确定了另一嫌疑犯的身份，抓获归案。两嫌疑人归案后，交代了整个作案过程，交代了作案工具匕首及血衣的销毁地点。侦查机关通过两人“指认”，到“销毁地点”进行了详细的现场勘查。还调查了其他大量证据，不再赘述。至此，案件的侦破过程：报案，确定系他杀；立案，现场勘查发现证据，根据证据之一“指纹”，经“网上比对”确定嫌疑人，抓获。侦查机关对有犯罪前科的人，都建立了“重点人口档案”，有他们的基本情况，十个指头的指纹，两个手掌的掌印，也在微机中储存，加之，每个人的指纹都各有特点，只要现场提取的指纹具备“鉴定条件”，很容易确定嫌疑人。第四节：委托律师一天下午，三点左右。我接了个电话，外地口音。对方说姓张，他弟弟被抓了，想委托我，为他弟弟咨询、辩护（说明律师职责）。我说面谈。我接案子，有一个习惯。要和当事人亲属当面谈。有如下考虑：看一下当事人亲属的言谈举止，掌握他们的为人处世情况，不能说“相面”，但是，大体有一个了解是必要的。因为，只要接受了委托，在案件没有办理完毕以前，要经常接触，碰到了有不良习惯的人，会产生“后遗症”。我只要接受了当事人的委托之后，就全力以赴，目标只有一个，让当事人最大限度的得到从轻、减轻处罚，或免予处罚，或无罪。有个前提，无“后顾之忧”，如果我在前面“冲锋陷阵”，当事人或其亲属在后面“放冷枪”，这样，都不好。对我本人不好，对案件的结果也不一定有利。有一个案子，一审判决后，被告人不服，上诉了。他父亲想委托我，作为二审辩护人。见面，相互介绍，对方拿出了一些材料，请我看。说是卷宗材料，从一审辩护人那里复印的。我没有接这些材料，更没有看。当时，我就决定，不接这个案子。对方问为什么。我向他说明了原因：刑事案件的卷宗材料，是不能够外传的，尤其是案件没结束的时候，如果因外传，出现了问题，律师及有关人员是要负责的，严重的可能构成犯罪。律师让当事人复印材料，本身就证明不懂刑事案子。当事人亲属，拿着材料叫别人看，从一个方面说明，处世的“严谨性”值得琢磨。所以，我不接这个案子。建议，把材料送回去，或毁掉。绝对不能再给别人看了，否则，不但对案件没有好处，甚至会起负面作用。又通过中间人来找我，我，还是没接。一心想挣钱，什么当事人也交往，什么案子也接，长远看，是不妥当的。和当事人面谈的另一个理由：我承接案子，都要先看一下辩护效果如何，律师不能随便表态，但是，自己要大体有一个数，特别是有可能判处死刑的案子。如果案件判死刑的几率非常的大，又没有很有利的辩护情节，一般我是不接的。当然，也有意外，后面再谈。自九四年从事刑事辩护业务以来，所有我辩护的被告人，都保住了命。可能有不同的声音，但，截至目前，我还不想改变我的“收案原则”。扯远了。几天后，姓张的来到了我的办公室。（在办公的地方接待当事人）三十六岁左右，一米七，看上去还算厚道。接待当事人亲属的时候，只要不是太啰嗦，我一般是先让对方说完，然后，再根据不同的案子，就重点情节，再问几个问题，心里面就案件的结果，在大面上，就有底了。有时，当事人或亲属有意或无意说的不全面、不真实，只要提几个问题，就能弄清案件事实。我还是比较相信我的判断的。关于案情，他说的很简单：他弟弟因为抢劫被抓了，具体案情不了解。然后就说家庭困难：父母多病；自己刚盖了房子，欠了很多债；给别人开车，挣钱很少；妻子马上就要生孩子了，急需花钱；他弟弟没有工作，不挣钱等等，看能不能少交点律师费。在这之前，我也不了解案情，认为只是普通的抢劫案子，没想到会杀人，真实的生活中，因抢劫而杀人的确实极少。家庭困难，确实值得同情。我请示了所里，减了部分律师费。作为全国优秀律师事务所，我们单位，制度全、落实严。委托律师有一套严格的手续：填表说明情况、委托人签名、承办律师签名、相关领导签字、到办公室交钱、开发票。就在我填表的时候，他坐在沙发上哭了。很多年，没有遇到别人在我面前哭了，特别是三十多的小伙子。他说和弟弟关系很好，感情很深，得知弟弟出了事之后，吃不好、睡不好，很着急。我感动了。虽然说手足情、兄弟谊，兄弟间感情很好的不少，但也不能说是很多。我又找了所里，再次给他减了部分律师费。（这样的一种情况是很少见的。）他表示感谢。第五节：提供法律咨询案子还在侦查阶段，律师介入是“咨询律师”，不是辩护人，此阶段，不能看卷宗材料，和办案人员交流，是了解案情的一个很重要的渠道。办案人员接过我提交的委托手续，说了一句话：“这个杀人案子，委托你了？”“不是抢劫吗？”“是抢劫，抢劫出租车，也把人杀了。”我心凉了。“他不止有前科，还是累犯。”我心又凉了一截。“他们这次作案，只是练习一下，是为抢劫某一个老板做准备”。办案人员说。这样的动机，这样的后果，又是累犯，。。。。。。正当我想的时候，办案人员又说：“事实很清楚，证据很扎实，得枪毙。”当时，非常后悔接了这个案子，甚至想到了解除委托。既然来了，先见一下嫌疑犯再说吧。会见手续办好后，到了看守所。会见前，看守所民警告诉我，张辉被关进看守所后，情绪不稳定，为避免出问题，派专人关注他，现在情绪稍好一点，请我在咨询的时候，注意别刺激他。人被带了出来。皮肤白、算瘦小、一米六八左右，表情安静。作为咨询律师我说明了自己的身份，说明了他哥哥委托律师的情况，说明了律师的职责，说明了能够为他提供的法律服务，说明了他涉嫌的罪名、法律规定、刑罚、法定构成要件，说明了相邻罪名、法律规定、刑罚、法定构成要件。他同意我作为他的律师为其提供法律服务（以刘晓庆案件说明征得当事人同意的做法），对我表示感谢，问了家人的情况。涉及到案情时，他什么也不说。按现行法律规定，侦查阶段律师会见，通常办案人员在场，这样的一种情况下，作为嫌疑犯，不想谈案情，也能理解的。我没有多想。之后，和他拉“家常”，谈心。这是我一贯的做法。一是可以增加相互之间的信任，为以后辩护工作打下一个好的基础；【刑辩律师王同生警言：取得当事人及其亲属的信任，是律师成功辩护的基础。】二是犯罪嫌疑人、被告人，希望律师扮演“律师”角色，也希望律师扮演“家人”角色，有时，有的犯罪嫌疑人、被告人更希望律师扮演“家人”角色，和他谈心，帮他宽心。当他被刑事拘留、被逮捕、被关押到看守所，失去自由时，最迫切的愿望之一是见到自己的家人。刑事案件，从立案到判决生效数个月的时间，犯罪嫌疑人、被告人是不可能和其家人见面的。所以，律师有时候要扮演“家人”角色。扮演“家人”角色可以，但不能做“出格”的事情。【刑辩律师王同生警言：辩护律师有时要扮演“家人”角色，但不能做“出格”的事情。】征得他本人同意，结束了第一次会见。和他哥哥通了电话，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，简单说了一下会见情况。谈到受害人已死时，听他哥哥的声音，先是吃惊，再是颓丧。看来确实不了解案情，不是对我故意隐瞒。我，打消了解除委托关系的想法。第六节：目标、保命既然不解除委托关系，就要全力以赴。要么不接案，接了，就全力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。【刑辩律师王同生警言：要么不接案，接了，就全力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。】侦查阶段，律师不能看卷，无法了解案件全部事实。这类案件不外乎三个思路：如果卷宗材料反映不是被告人所为，则，作无罪辩护；如果卷宗材料达不到法定标准，则，作“事实不清，证据不足”的辩护；如果卷宗材料反映是被告人所为，则，作罪轻辩护。首要的目标基于：保命。律师在侦查阶段，能够为当事人提供的法律服务之一：提醒当事人亲属，准备民事赔偿。他哥哥开始强调家庭困难，最终同意了。也许有人说，到审判阶段再提这个事不行吗？现在，是不是早了一点？具体情况，具体分析。如果被告人家庭条件好，可到审判阶段再准备，但是，家庭条件不好的，就应该提前准备。刑事案件的审理是有期限的，提前准备很有必要。有这样一个案子：一女孩，在网上认识了俩男孩。到旅馆见面。俩男孩欲将女孩“卖”到按摩房。起争执。女孩被杀。俩男孩被抓。我以受害方代理人身份参与庭审。受害方要求：追命。作为受害方代理人，庭审中，我指出了许多依法应从重处罚的情节，说明被告人罪大恶极，应判处死刑。两被告人的律师也发表了辩护意见。结果：第一被告判死刑，另一名被告因系未成年人，不适用死刑，判处无期徒刑。这样的判决，是受害方追求的理想结果。作为律师，多少有点“意外”。就案件的社会危害性，这样的判决是可以的。但是，根据卷宗材料、根据庭审调查、根据全案证据状况，判处死刑，值得商榷。这是庭审后，我的观点。受害方的一个朋友全程旁听了案件的审理，他是从事刑事侦查工作的，他的观点，和我一样。因为：全案证据按照法定要求，但达不到能够支持一个“死刑判决”的标准。具体：一是卷宗材料反映两被告人的供述，在作案过程的细节上，不尽一致；二是第一被告庭审否认参与杀人，与卷宗材料供述不一致；三是第二被告庭审中的有罪供述，与卷宗材料记录的在侦查阶段的供述，具体细节不尽一致；四是第一次庭审时，公诉方没有提供作案工具，更为当庭质证，而作案工具在一个刑事案件中、在故意杀人案件中是一个极其重要的证据。还有其他。为什么，做出了死刑判决呢？一是其犯罪行为的社会危害后果使然；二是被告人及其家属在民事赔偿方面，没有达到最起码的法定要求。第一被告家庭困难，虽然审判机关最大限度的给他留出了准备时间，最终不足法定标准的六分之一。第二被告的家人，知道其子系未成年人作案，不适用死刑，最坏的结果是无期徒刑，所以分文未出。至此，大家应该知道民事赔偿部分“提前准备”，有时是必要的。当事人不懂才聘请律师，律师职责的一部分应当包括让当事人懂得按照“法定程序”应该怎么办，需要做哪些准备。这就需要律师首先要懂，然后，就合适的案件、在合适的阶段、在合适的氛围下、用合适的方式、告诉当事人及其家属中的合适的人。关于“合适的案子”，有的案子，不需要律师提醒：被告人家庭富裕，有赔偿能力的；被告人及其家人本身就懂，在言谈中发现他们已经知道的；被告人及其家人认为自己“很有理”，想一争高下的；案件问题很大，错案可能很大的。其他。关于“合适的阶段”，刑事案件一审有三个阶段：侦查阶段、审查起诉阶段、审判阶段。如果上诉了，有上诉阶段。如果一审判死刑了，还有死刑复核阶段。某一个案件，到底应当在哪个阶段尽律师的“提示义务”，要具体把握。关于“合适的氛围”与“合适的方式”，不多说。关于“合适的人”，很简单，律师的话，有的能“听进去”，有的“听不进去”。有的人，今天不理解律师的话，明天可能会理解。达到如下目的：一是当事人理解律师的说法，最终案件有一个理想的结果，当事人受益；二是不要让当事人及其亲属误会律师，认为律师“胡说”，认为律师“替对方说话”。【刑辩律师王同生警言：律师应有策略的、依法向当事人尽提示义务。】第一被告被判处死刑的另一个因素：受害方坚决要求“追命”。关于民事赔偿部分，庭审前、第一次庭审后、第二次庭审后，都做了很多调解工作。作为代理人，我向当事人分析了案情，分析了如果调解不成的风险：如果调解不成，即便一审判了死刑，二审可能改判，死刑复核时，结果也很难说。审判人员也做了同样的工作。受害方一度同意调解，但是，被告方拿不出钱来，最终准备的钱，还达不到法定标准的七分之一。没办法，又开了第二次庭。第二次庭审过程中，公诉方出示了作案工具，当庭质证。作案工具为什么在第一次庭审时没有出示呢？我认为理由是：作案工具取得的程序有问题。刑事案件调查取证，不是老百姓“捥菜”，随手拾到筐里就行了，是有法定的取证程序的，死刑案件的证据收集更是这样。从某个方面，“可以说”与本案有关的“相关人员”，最初没想到第一被告的判决结果是死刑。刑事案件，能否得到受害方谅解，很重要。甚至影响被告人的生、死。【刑辩律师王同生警言：受害方的态度，有时决定被告人的生、死。】本案，我就第一被告辩护人的辩护想说几点：第一次庭审时，他的辩护词是：我本想说你认罪态度好，你一翻供，我没法说了。结束了。庭审时，我虽然是受害方的代理人，作为一个专业刑辩律师，从不放过任何一次向别人学习的机会。每一个律师都有自己的办案风格，都有色，有的很值得学习。就在我想学习时，结束了。第二次庭审时，也没有提到取证程序。前面我已经列举了本案中可以辩护的情节。实事求是的说，这个案子律师有很大的“发挥空间”，用我自己的术语，是一个“很有意思”的案子。但是，很遗憾。这种情况，应该怎么办？我认为，被告人庭审中推翻了自己原来的供述，作为律师，要详细询问理由、想法，看看有没有能够支持他的新供述的理由，能不能找到能够支持他的新供述的证据，最大限度的辩护。如果作为律师认为案子就是被告人所为，可以说明可能出现的情况，也可以解除委托关系，让被告人或其亲属另外聘请律师。辩护律师，是不可以当庭说自己的当事人的说法是“翻供”的。如果这位同行看到了这段内容，千万不要生气。我并没有提到哪个案子，也没有提到哪位律师，没有丝毫“诋毁”意图。只是谈我自己的观点，自己的辩护思路，供大家参考，希望对刑辩业务的开展有利。被告人上诉了，二审没有代理，最终结果不知。有的刑事案件是不能随意承接的。【刑辩律师王同生警言：刑事案件是不能随意承接的，他关乎当事人的前途乃至生命。】又扯远了。第七节：作案过程，被告人都忘了案件到了审查起诉阶段，律师作为辩护人，可以单独会见犯罪嫌疑人了。就律师在刑事案件中的角色需要解释一下：如果为受害方提供法律服务，比如：刑事附带民事，则是受害方当事人的代理人；如果为被告人提供法律服务，按照现在“主流观点”，案件在不同的阶段，律师的身份有所区别：侦查阶段是“咨询律师”；审查起诉阶段和审判阶段，律师的身份是辩护人；也可以被告人刑事附带民事部分的代理人出庭。作为辩护人，尽早了解案情，是很重要的，会见被告是全面了解案情，印证案件事实，核实相关证据的重要环节。会见时需要被告人详细讲，辩护律师仔细听、重点问。从审查起诉阶段到开庭前，我多次会见被告人，每次让他谈作案过程的时候，都说：“忘了。”自九四年从事辩护业务以来，第一次遇到这样的情况。“侦查人员问你时，你记得，为什么现在忘了”？他不语。“是你作案吗？”“是。”我采取的策略是：顺其自然。一是被告人本人怎么想的，作为辩护人不能强行改变；再是，忘了就忘了吧，这种严重的刑事犯罪案件，忘了作案过程，不一定是坏事。办案人员是希望庭审中，通过各被告人的供述、公诉人举证，“查清”案件事实的。我和他说了一下庭审程序。最后说：“你忘了，我有忘了的辩护方法；你记起来了，我有记起来的辩护路子，我会随机应变的。”随机应变是一个辩护人必须具备的素质，贯穿于庭审全过程。比如：发问、举证、质证、发表辩护意见等。有的辩护人，开庭前就把辩护词写好了，在发表辩护意见时，读一遍，结束。没有把庭审中的新情况充实到辩护意见中，这样的辩护很可能不全面。辩护人应当“积极”参与庭审，好比老鹰抓兔子，从程序、实体、法律适用、量刑等各个方面发现问题，充实自己的辩护意见，以适当的“言谈举止”发表自己的辩护意见，力所能及的为被告人提供最好的辩护。【刑辩律师王同生警言：律师辩护要随机应变，要“积极”参与庭审。】第八节：心中有数庭审前，结果我已经心中有数了，保命的可能性很大。有如下情节（不便公开的不写，请谅解）：一、从卷宗材料看，其动机不是为了实施其他犯罪行为作练习，也就是说，侦查人员的“练锤”一说不存在；二、作案工具的辨认有瑕疵：侦查人员让被告人到购买匕首的地方，买了同种匕首，然后让被告人辨认；三、销毁物证地点辨认有瑕疵：我亲自开车按照卷宗材料中显示的路线，从犯罪现场到销毁物证的地点走了一遍，发现路线比较复杂，被告人系外地人，不可能记住，不可能单独带领侦查人员辨认。通过会见，印证了我的观点。两被告人在两个车上，一前一后几乎同时辨认，而卷中两人的辨认笔录记载的时间不是同一天，问题显而易见。四、另外一种作案工具没有找到；五、仅凭指纹，是不能破案的，也不能足以支持案件的判决，是被告人张辉的供述，为案件的侦破提供了“足够的”线索，这是一个从轻处罚的情节；六、大部分材料是“先证后供”；七、民事部分调解的可能性很大。其他。第九节：死刑辩护把握一个“稳”字死刑辩护，稳妥第一。办理死刑案件及其他重大刑事案件，辩护律师要更加严格遵守职业道德、执业纪律，规范自己的辩护行为，这是其一；其二，本案证据虽有瑕疵，判死刑的可能性不大，我还是多管齐下，全面辩护。一是要求被告人亲属，积极准备民事赔偿；二是做受害方工作，在表示同情的同时，晓以利害：根据卷宗材料，判死刑的可能性小，不同意调解，也不一定判死刑，即使一审判了死刑，二审结果如何，很难说，死刑复核的时候，结果也不一定，等等。三是先后五次“拜托”办案人员“千方百计”的做好调解工作。办案人员被我感动了，说：“王律师，你只是辩护人，没有代理民事部分，对民事部分还这么上心，太敬业了。”最终，民事部分调解成功，被告方赔偿了十余万元。也许有人说，既然判死刑的可能性不大，为什么还赔钱呢？这不是让被告人家属“浪费”钱吗？从大的方面讲，律师是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工作者”，每办理一起刑事案件，最终目的是“案结事了”，维护社会和谐稳定。具体到每一起死刑辩护案件，首先考虑“保命”，被告人虽然犯了罪，依旧是“人命关天”，容不得半点马虎。四是根据庭审中可能出现的情况，认真准备辩护方案。被告人依旧“忘了”作案过程，如何辩护；被告人“想起了”作案过程，如何辩护。用什么证据支持自己的辩护观点，用什么法律规定印证自己的辩护观点，向谁发问，如何发问等。最终，被告人保住了性命，本人及其家人很满意。【刑辩律师王同生警言：死刑辩护以“稳”为主，多管齐下。】第十节：庭审时，被告人详细供述了作案过程有个细节需要说一下：被告人庭审的时候又“想起了”作案过程，并且详细供述，与卷宗材料中他本人的供述完全一致。庭审进行到法庭调查阶段，公诉人让被告人张辉讲作案过程，张辉并没有说“忘了”，而是详细供述了作案过程。我选定了辩护方案。作为辩护人，遇到这种情况怎么办？首先，要从容应对，从容应对的前提：一是熟悉刑事辩护，二是全面准备；其次，要理解被告人。触犯刑律，受到刑事追究，对相关当事人的打击是很大的，死刑案件的当事人，受到的打击更大。他们“有想法”是能够理解的。不同的阶段，不同的环境，有不同的“自我应对”方式，是允许的。再次，作为辩护律师，不要想得太多，不要认为被告人不相信律师，不要认为被告人不老实，更不能带情绪，影响辩护。不论出现什么情况，依法辩护，全力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，是一个合格的刑辩律师应尽的义务。【刑辩律师王同生警言：刑辩律师要懂得理解被告人。】
